日、韩合拍过一部科幻电影叫《2009迷失记忆》，一开头，2009年的汉城是日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那时朝鲜半岛是日本的一部分。

    民族抵抗组织通过时光隧道回到100年前来改变一个历史事件——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车站，安重根未能击毙伊藤博文，所以朝鲜半岛终于被日本吞并。抵抗组织的一位成员在影片末协助安重根击毙了伊藤博文，于是历史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这就是说，刺客可以左右历史。

    荆轲易水作别，是因他和燕太子丹赌气而不再等他信任的助手，后来徒有匹夫之勇的秦舞阳显然没有胜任这个角色。后人陶渊明叹过荆轲剑法太差，不然他不会浪费那次用名剑安慰历史的机会。但那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唱到今天还血气逼人。

    一去不还，轻贱生命，又将生命大写出来。这就是《战国策》里唐雎说的布衣之怒与士之怒的区别：布衣之怒只是轻贱生命，士之怒，是用生命撼动天下——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燕丹子》也说：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轲乃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士的原意就是勇士，勇气是士（当时的精英）的品质。所以，像专诸、聂政、荆轲这样的布衣刺客，都被喻为士。勇敢伴随着力量，不是勇气，只是有恃无恐。力量孤单薄弱时，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其实荆轲有个比他身手更差的前辈，或许勇气更过之，但不见载于太史公的《刺客列传》。

    这次刺杀的策划者、行刺者、被刺者都是英雄。

    策划者是伍子胥，是一个著名的复仇者。他先前策划过《刺客列传》见载的专诸刺吴王僚的行动，扶吴王阖闾登了位。这回对付的是吴王僚的儿子庆忌。
    庆忌被称为万人敌，勇力过人，据说能徒步追上野兽，随手擒住飞鸟，而且雄才大略，正在游说诸侯出兵助他复国。伍子胥给食不甘味的吴王阖闾讲了朋友要离的故事，说明胆气是比勇力更强大的。

    要离是个孱弱瘦小的侏儒，就像秋天枯干的草叶一样，他只有顺着风才能行走。如此弱小的要离遇见了齐国勇士椒丘欣，椒丘欣正在得意地向众人讲述自己的英雄事迹：他曾在一条河边饮马，结果水里有条龙（我猜是条鳄鱼）把马拖走了，他大怒，潜入水中与龙搏斗了几天几夜，结果伤了一只眼。椒丘欣昂头展示他那勋章般的眇目时，要离在旁边冷笑，“我听说勇士宁死也绝不受辱，而你这一战既丢了坐骑，又残了一目，最后又贪生爬出水面来，到底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椒丘 欣哑口无言。

    要离回家后，对妻子说：“我今天当众羞辱了壮士椒丘欣，他晚上一定会来杀我，你千万不要关门。”到了夜间，椒丘欣果然来了，但见四门大敞，而要离在床上翘着二郎腿。椒丘欣用剑指着要离说：“你当众辱我，又夜不设防，卧不闭户，是瞧不起我吗？”要离坦然道：“不错，我当众辱你，你不敢当时发作，却像小偷一样夜半来犯，还拿着剑放在我脖子上才敢说些狠话，这算勇士所为吗？不觉得羞愧吗？”椒丘欣叹了口气，“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勇士，今天算是见到真勇士了。”说罢含愧自刎。

    吴王阖闾宴请了要离，看着他孱弱的样子面露难色。要离直请行刺庆忌的任务，吴王阖闾说：“我年前追杀庆忌不成，因为他除了勇力过人，而且机智无双。你力不能敌，智未必就高于他，如何刺杀？”

    后人荆轲为得秦王信任，想出向樊于期借头之计，不是智谋的高妙，实为思虑的狠辣。要离更狠，他首创了中国“三十六计”中的苦肉计，请求吴王阖闾当众烧死自己的妻儿，并斩断自己的右臂，然后以一个天下至弱者的身份投奔了庆忌。庆忌怜他的身世，而且也需要一个能揭露吴王阖闾暴行的证人，这对诸侯更有说服力。

    三个月后，庆忌带兵渡船复国，要离与庆忌同立在船头。船头风大，要离以他仅存的左手持一支短矛来支撑单薄的身体。突然一阵疾风吹来，要离借着风势，跃起一击，矛头全部没入庆忌的胸膛。这临风一击是如此的迅捷和灿烂，据《战国策》记载，在这一击的同时，有一只苍鹰闯入吴王阖闾的大殿，触柱而死。在一旁的伍子胥叹道：“要离已成事了。” 

    庆忌中矛后愣了半晌，忽然俯身擒住要离的脚将他倒提起来，把他的头沉入江中，反复三回，然后将呛得半死的要离放在膝上，“你很好，难得你有这样的苦心。”又对手下人说，“不要难为他，他是个勇士。天下不能在同一天失去两个勇士。”说完拔出胸口的短矛，气绝而死。

    要离看着庆忌的尸体发呆，迟迟没有离去。庆忌手下的兵士恨恨地道：“你还不快回去讨赏！”但要离已在此时看见了使命之后巨大的空虚，刺客毁灭生命的背后，隐蔽着一种沉重的公义，那公义的背后，还潜藏着更深厚和虚无的人性。他仰头而叹：“我为了事功，谋杀自己的妻儿，是仁吗？为了报效新主，刺杀旧主的儿子，是义吗？刚才被公子庆忌折辱后，如果贪生而退，算勇吗？”

    说罢，投身在茫茫江水之中。
    庆忌的从者们相救，将他捞起来掷在船头。要离苦笑，“我就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死吗？”俯身冲到士兵的刀剑上，这回死了。

       

    不得不从于丹开始说起。
    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成功，在全国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论语》热，据说，现在书店里卖的各类《论语》有60多种版本，总印数超过1000万册。“儒学热”、“孔子热”由来已久，到今天才演化为庶民的狂欢。
    催化这种演化的当首推国家级媒体央视的介入，在播出“于丹讲论语”的前几天，央视首次现场直播了曲阜孔庙的“2006祭孔大典”，也就是说，这是央视纪念孔子的一整套策划。央视除了拥有最快的传播效率，还拥有最高的言论权威性——往往被庶民解读为隐含的官方意志。
    对于民间的于丹热，学界摆出了尽量宽容和轻视的态度，等到李零的《丧家狗》一出，学界也开锅了。李零的专家身份和言说方式，让许多学者感到忧虑。李零是古文献解读的一流专家，是掌握孔子时代的历史证据最便捷的人之一，在这个领域说话，他具备权威性。别人讲《论语》，讲得往往是“大道理”，难免像“正确的空话”（比如于丹）。李零只讲“小道理”，讲现代人可以感同身受的常识。所以，在许多人眼里，“小道理”才是“大实话”。
    李零想要还原一个“历史”的孔子、击碎孔子“神圣化”和“符号化”的行为是有理有据的，所以能真正触动学界的神经。但还原出的孔子能算作真孔子吗？常识是“神圣化”的解毒剂，也往往是“平庸化”的催化剂。平庸化的孔子，由于亲切，或许只是当代人对真实的一种想象。李零的论敌陈明说：“孔子是真实个体和文化符号的统一，真实个体是文化符号的基础，文化符号是真实个体在历史中价值的升华。但这个文化符号有的人把它神圣化，而有的人把它妖魔化——这同样是一种历史真实。”孔子的一生，他的很多言论和思想，已经通过制度、习俗、语言符号，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成为汉语思想的重要源头。

符号化•传播

    现在说起符号化就仿佛是“异化”，其实符号化只是人类便于记忆对事物的缩指和抽象。人们在记忆和传播中，常会将事物符号化，而符号化的事物更易于传播。比如文字。
    孔子的人与事、行为与思想，在两千余年里，广被天下，可能是中国最成功的传播案例。“符号化转播”是传播学和广告学里的一个术语，就是将繁复的信息利用策划将其进行压缩及提炼，最终归结成为一个人们脑海中对应的传播符号，这就是商标或品牌。
    孔子身后历代对孔子的诠释，颇类似今天的传播（广告）者，通过艺术化手段将孔子这块品牌，根据“市场”进行转换、再生，升华成为“创意性广告”来传播，让老牌子更深入人心。
    牌子越老，背后承载的内涵愈发丰富和宏大。五四运动要砸烂孔家店，孔子是传统封建文化的符号，甚至是“腐朽”的旧语言（文言文）的符号。今天，已经办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传播和教授的就是现代汉语，孔子已经升级为汉语文化的符号。
    而在孔子故里曲阜，各种商肆店铺的招牌，已达无“孔”不入的地步，类似孔府家酒这类的商品，不胜枚举，孔子已经成为了注册商标。
    所以说，传播愈成功，其符号化便愈深，现实规律使然。比如学界对《丧家狗》的争论，被上升为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这就是一种符号化。反符号化的李零最终在事件里也成为了一个符号。
    符号化是一种“再命名”，归根结底，是一种话语权力的阐变。文化兴，孔子为道统符号；王权替，孔子为政统符号；经济潮，孔子为商业符号……

仪式化•生活

    现代人离仪式越来越远，认为仪式更像一种表演。
    仪式就是一种表演，通过表演将日常生活注入神圣情感。所谓神圣情感不外乎“敬畏”和“感恩”。礼仪的礼，就是从这种心情发展出来的，而后有了坛和庙。坛和庙是仪式空间，而在这样的空间里表达的内容，就是礼乐。没有这样的情感交流，孔子说的仁、礼、乐这些东西都无从谈起。孔子说“仁者无忧”，说来很简单，就是因为仁者有礼和乐，故无忧。在孔子那个时代，仁者的仁，不是闭关修炼出来的，而是在和大家伙儿一块儿参加礼乐活动，通过这种“仪式化教养”，长期养成的。
    司马迁的《刺客列传》里多是市井之徒，但他们的生存就是为了去完成某种节义和操守。他们去完成这种节义和操守的过程往往很戏剧化，就像是一场仪式表演。
    儒本来是种职业，就是各种仪式（婚丧最常见）的礼仪顾问，类似一个乐队的指挥。叔孙通曾指挥着刘邦的开国臣子们演礼，让“粗人”们体会到了敬畏，也让刘邦感受到了被尊敬的愉快。仪式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强调等级秩序（所谓各安其分）。儒者通过对仪式完整性的守护，也在守护着生活间日益淡化（那时就喊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了）秩序和神圣情感。
    我们今天生活的基本逻辑，是19世纪中叶的欧洲建立起来的。那时的尼采发过这样的感慨——晨祷已经被晨报所取代。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晨祷是宗教生活，而晨报是世俗生活；晨祷的内容每天都是重复的，晨报的内容报每天都是新的。朴素的、每天都在重复的生活，已经被充满了新奇的日子取代。
    尼采感叹的其实是仪式化生活的缺失，造成神圣情感的失落。
    今天的体育比赛前的升国旗仪式，从场上队员到全场球迷，面对自己国家的国旗，都虔诚肃穆，充满深情。这就是遗留的“仪式化教养”的风采。而央视介入的祭孔大典，起码告诉了国人和世界，我们对孔子这位文化巨人，表达了尊敬和感恩。

贵族化•象征

    历代的权力阶层对孔子表达尊敬和感恩，最终会落实到孔子的后人身上。他们是祭孔的仪式空间（孔子故里）的当然守护者，也是感谢的接受者的象征。
    统治者愿意让一个人的功绩和荣耀随着他的血统来延续，便形成了贵族。历代的统治者都承认和赞赏（不排除政治需要）孔子的功绩和荣耀，便形成了世界上最悠久的贵族——孔氏。
    虽然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有德者当权（尧舜时代），但他也承认周传统中以血统继承权力的合理性。他的政治思想的模型，跟血统宗族的联系密不可分。但是孔子对贵族的理解不止是有特权的人群，还是有教养者的典范。这教养就是“仪式化教养”，要在审美教育中完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新贵面对物质的富足，易于走向堕落，如酒池肉林般的穷奢极欲。所以要用乐趣的培养、艺术化的生活来疏导。孔子虽然食不厌精，但“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就是说陶醉在审美中，可以忘却物欲。孔子的伟大也在于此，他把贵族的政治特权悬置在一边，却把贵族的教养和文化在民间发扬广大。
    孔子并没有想象到自己的身后会带出一个“世界第一贵族”，这支贵族的常青，取决于政治权力和“符号化”孔子的长期拥抱。而政权的波动交替，也使宗族裂为南北二宗，而北宗又分在台北、曲阜两地。有人担心，台北和曲阜会不会裂为新的南北二宗，虽然贵族政体早已不存，但他们的沉浮荣辱仍与权力（政治、话语、经济）裹挟在一起。
    毕竟，这支宗族在汉语文化辐射的世界里，象征的内容太过广阔了。

　　这是我写过的最艰难的信之一。
　　当我对热爱的阿森纳俱乐部说再见时，我带着极大的伤感，我在阿森纳度过了八个美好的赛季，我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分钟。
　　在2005-06赛季结束时，我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我当时必须对于我未来选择哪个俱乐部做一个决定，我爱阿森纳，我热爱这里的球迷、工作人员和这个城市，最重要的是，当时我和阿森纳续约时，坐在我身边的两个人十分重要，温格坐在我左边，德恩(前俱乐部副主席)坐在我右边。在冠军联赛决赛两天后，我坐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两个人是我当时留在阿森纳的原因。
　　一年后，情况完全变了，德恩不在这里了，不可否认这极大的震惊了球队和主教练。在我的记忆中，温格教练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是我在摩纳哥队时的教练，后来又在阿森纳签下了我，他是我职业生涯的鼓舞者，我希望过去我在场上的表现回报了他对我的信任。
　　不幸的是，温格表示他不打算和阿森纳俱乐部续约，他的合同到下赛季末就要到期了，我尊重他的决定，也能够理解，但在下个赛季结束时，我将满三十一岁，我无法在没有温格和德恩的情况下继续留在阿森纳。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现在”或者“永远不”的决定，很遗憾，只能是“现在”。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做任何事情，我会在转会中代表我自己，我认为这是我必须做的。
　　巴塞罗那是一家出色的俱乐部，有传统，踢美丽的足球，我确信我会在那里非常愉快。
　　但我会想念阿森纳的球迷，他们在风雨中一路支持着我，当我在低谷时他们帮助我，当我状态好时他们为我欢呼，他们会永远在我的心里，所有这些球迷让阿森纳的比赛变得如此特别。
　　我和阿森纳俱乐部的特殊纽带永远不会断裂，谢谢这个国家里所有让我如此受欢迎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蒂埃里·亨利

    这也是我看过的最伤感的信之一。虽然他去的是巴萨。
    亨利说，世界上只有一支球队像阿森纳那样踢球，就是巴萨。
    一支将失去亨利和温格的阿森纳队还是我喜欢的阿森纳吗？
    我的猫的名字叫仙奴。

（此博客写于去年6月世界杯期间，不想突然神秘地消失了。在“管理中心”找到并恢复时，竟然变成了新博客。我不知怎么恢复成原来的日期，现在充为“新篇”，实属无奈。）


追忆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就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节日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同样古老，节日被看成是奇妙的、庄严的转折点，是常态生活的中断。人们在节日中的许多行为会违反常态生活的行为准则或道德观念（如狂欢、危险的街头奔牛），却不会引起舆论的反对，因为节日具有纪念某些已消逝事物的功能。
    节日的追忆功能不仅是人类远古情感状态的重演，也是人类从日益加剧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压力中暂时解脱出来的手段。每当有重大的足球比赛，体育场周围就笼罩着一种庆典的气氛，尽管警察提前几个小时就出来维护秩序，实行交通管制，但是这更增添了节庆的神秘和庄严。球员相互致礼，裁判庄严地吹哨宣布球赛开始，更像一种仪式，最后所有人在模拟情境中制造着狂喜与悲痛、成功与失败、英雄与小丑、庆典与骚乱、集体的迷狂和个人意志的胜利……而这一切极致情感的体验，都是人类在回忆过去时的一些精神练习。

攻击与人性
    康罗洛伦兹在著名的《攻击与人性》中描述过人类的攻击天性，这种天性还使我们如此习惯于把攻击者当作英雄来崇拜。
    体育竞技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攻击本能的一种转移。虽然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有神圣的休战协定，但如长短跑、摔跤、掷铁饼、掷标枪、马拉松、赛车等每一个比赛项目，都是冷兵器时代必须掌握的战斗技能。
    早期的足球也与战争有关，如古罗马军队远征时,就曾用战俘的人头当球踢，以示庆贺胜利。而世界杯煽动起来的攻击性热情，几乎是四年一次的“世界大战”，奥林匹克无疑是逊了一筹。
    或许没有一项体育竞技比足球赛更能让人温习古典战争的记忆。比赛在绿茵场上进行，绿草地无疑是以草原为背景的古代游牧部落之间战争的暗示。古时的战争，很有点公平竞技的风范，交战双方先约好地点，多是选择一片开阔地，然后摆开车阵，击鼓对冲，哪一方顶不住退下来，或旗帜被夺（现在军棋里还有这个规则），就算失败。那时的战争也不全是角力，也讲究阵法和斗智，比如曹刿就成功地玩了回心理战，不应敌方的击鼓，等敌人泄了气才发起冲锋。
    足球比赛中双方拼体力比意志，还有集体配合、战略战术方面的较量，也就是说它是一场小型战争的模拟：阵地战、运动战、偷袭、死守、狂攻。战术上则更是不胜枚举，兵力的配置、火力的配置、兵力的运动和增援、战线的衔接、穿插、包抄、迂回、针对性地攻防、情报……在人们日益渴望和平的年代，靠足球模拟战争的体验。
    人们的攻击本能带来的欢愉，也表现在观看上。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提高体育运动的乐趣的另一个因素，也许是在目睹同观看者自己命运无关的人经历危险与毁灭时所具有的快乐，这种快乐在古罗马时代无疑是吸引群众观看角斗士竞技的原因。”人群的观看带来商业利益，正如足球明星、拳王的收入要比跳水王子、皇后的收入高得多一样，暴力的“收视率”远远高于优美和抒情。

游戏的趣味
    足球的本质是一种游戏。
    从心理学角度说，游戏是以不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情感的一种方法，在虚拟情境中，制造情感焦虑，使其积压、膨胀，最后使之释放。
    这正是游戏的独特性。游戏本身在扮演一个“双簧”的角色，它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玩弄”了参与者，使游戏者最终通过煎熬获得胜利，产生无以名状的快乐。
    足球场的长度和宽度达到了让人无法一口气倒个来回，用尽全力也无法让球在运行时洞穿全场，这就是说球场上的一切都必须经历一个过渡的过程。足球也不像篮球那样进球繁复，经过多次进攻、漫长的期待，也未必能攻入一球，比赛过程充满焦虑。
    焦虑是快乐的推进器，而焦虑源自期待和悬念。学者蒋原伦分析说，足球胜败的偶然性构成了比赛的巨大的悬念，这或许是足球最大的魅力。体育竞技是实力和技巧的对抗，强者打败弱者是一般的规律，但是有时命运之神会出来点拨一下，把胜负的天平突然拨向于弱者。一个机遇，会把全部的预测统统打破，例如1992年欧锦赛的“丹麦童话”，以及2004年欧锦赛的“希腊神话”。偶然性使弱队战胜强队，也使著名的普拉蒂尼、济科、马拉多纳、巴乔把点球踢飞。还有门柱球、乌龙球、裁判误判……这种种的偶然性，让足球有了戏剧性的悬念，悬念是一部戏剧的核心，也是一场球赛的核心(当然扩展开来说，也是人生的核心)。

众人的狂欢
    孟子问齐王：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齐王说，不若与众。就是说，快乐与众人共享，情绪就会升级、成倍数地增长。
    足球就将巨大的人口裹挟在迷狂的情绪之中。
    熟捻心理学、政治学的古斯塔夫·勒庞研究说：“群体对个人施加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吝啬鬼变得慷慨大方；怀疑论者成了一个信徒；最诚实的人成了罪犯；懦夫亦可以变成勇士……一个精神上的统一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群体中的态度和行为是极富感染力的，仇恨、狂怒或是热爱之类的情感在叫嚣声中很快就会得到支持，并反复强化。”
    而雅斯贝尔斯说，“公众”是一种幻象，是假定在大量的并无实际联系的人们存在着共同意见的幻象。好像通过足球，的确可以编织出一幅“世界大同”的图景，它可以是石油大亨的爱好，也可以是非洲饥民的游戏；可以是欧洲白领手中的彩票，也可以是南美街头孩子梦里的面包；可以是天主教修士的庭院练习，也可以是伊拉克战俘营里的运动……美国《新共和》杂志的副主编富兰克林·弗尔写了一本《通过足球看世界：论全球化之靠不住》，想论证全球化的幻象，但还是承认，“足球革命是中东未来之门的钥匙”。据他观察，足球是伊斯兰教世俗化的方向之一。1979年之前，伊朗妇女不准进入现场看球，于是就有妇女女扮男装潜入球场；不许加入庆祝国家队胜利的游行队伍，就发起抗议活动。面纱后的伊朗妇女遇上足球时也露出疯狂的一面。